在中国古代，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很多，但是以明朝的灭亡最为惨烈，也最被后人唏嘘。
明朝先亡于北方流民义军，后来又被满人入主中原。跟偏安的南宋不同，大明在1644年灭亡得非常彻底，几乎没有翻盘希望。
明朝是个人口接近1亿的大帝国，军队几百万，居然就被八旗给各个击破，仅一年时间就改朝换代。史学家从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等等方面分析造成明末困局的原因，在近现代得出了很多不一样的研究结论。
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崇祯灭掉阉党，诛杀魏忠贤，是明朝最后走向崩溃的最大原因。尤其是杀魏忠贤，显示出了崇祯皇帝政治方面的短视和极端。1644年北京城破前，太监曹化淳就对崇祯说：“忠贤若在，时事必不至此”，崇祯皇帝只能默然，下令厚葬魏忠贤。
魏忠贤是“阉党”首领，在史上留下骂名，难道他真的能把握大明朝命运？若他不死，明朝真的能续命吗？
一、明朝皇帝的心病：江南税收
明清史学界一直有种说法，叫“明朝亡于万历”，这一理论出自《明史》。
《明史》记载：“明之亡，不亡于崇祯之失德，而亡于万历之怠惰。”
根据《明史》记载，这位奇葩皇帝居然几十年不上朝，不理朝政，让宦官专权，导致国家政治不稳定。万历死时，天下的官员居然有一半缺额。而且万历年间明朝发动宁夏、播州、朝鲜三大征，花光了国库的银子，让明朝政府变成穷光蛋。
但是在万历死后，不算短命的光宗、天启皇帝登基后明朝还保持着大局的稳定，朝廷有税收，辽东有军饷。天启年间的明朝局势稳定，跟江南税收的稳定密切相关，可以说整个明朝就仰赖这些钱来养活。
明朝的税收大头来自江南，这是宋朝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必然现象。
在北宋灭亡后，宋人衣冠南渡，大量人口进入江南地区。经过长时间的开发，南宋时的江南已经更成为中国最繁荣的地区，远超传统经济核心中原和关中。
《宋书》：江南之为国盛矣。地广野丰，民勤本业，一岁或稔，则数郡亡饥。丝锦布帛之饶，覆衣天下。
朱元璋在立国时就把首都放在南京，也是为了靠近经济和人口中心，便于稳定统治。明王朝的战略就是坐镇富甲天下的东南，以当地的财富养北方的兵马，对抗北方的“北元”。
永乐帝朱棣把都城迁到了北京，但是赋税依然出自南方，有朝廷派官专门转输钱粮。“南粮北运”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百年，一直维持着明朝的财务支出。但是到了明朝晚期，江南的税却不好收了。
中国明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已经十分繁荣，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，这些产业主要集中在江淮一带。对于当时新兴的工商税，明朝一直在想办法征收，但是明中期以后江南士绅集团百般抗税，想尽办法能不交就不交，连朝廷都拿他们没办法。
二、东林党——江南富豪的代言人
江南地区敢公然抗税，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。在当时的朝堂，江南士绅阶层有了自己的代言人：东林党。
经过明朝200年的发展，南方的商人集团和士人集团互相吸收，形成了一个以商业为核心的新地主阶层，他们广殖产业，积累财富，再通过联姻、考试等办法，连接成一张人际关系网，在明朝官场形成党羽。
明末时期江南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，士绅们多从事高利贷、当铺等金融行业，还控制着纺织、采矿、盐铁茶等等行业，农业那点税收已经不值一提。江南士绅阶层富可敌国，“男女老幼皆拖朱曳紫，乐坊佳人夜夜笙歌”，秦淮河畔的繁荣连西方的传教士都非常惊讶。但就是这帮富得流油的人，却不肯为国家上税，刚开始是逃税，最后则是摆明了不交，士绅联合抗税。
“抗税”这种情况，在明初那种严刑峻法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。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，因为朝内有东林党坐镇，江南的税负开始不断减少，到了万历年间，这些清流言官向皇帝“痛陈利弊”，说收商税矿税“劳民伤财”，让朝廷不再向江南收税。
三、魏忠贤——皇帝的钱袋和打手
江南富甲天下，明朝上下没人不知道，明朝皇帝也不傻，不会轻易被这些所谓“清流”忽悠。万历朝中期，江南田赋已经少得不值一提，所以万历皇帝委派了代表中央权力的“织造太监”，南下监督江南商税征收。
后来天启皇帝登基，这位木匠皇帝也想敲打江南豪强，而魏忠贤就是帮他收税的好手。魏忠贤的对手是东林党人，这群“清流”在万历年间只手遮天，在万历朝末期直接废掉了工商税和海税，让南方富豪光进不出。
天启年间，皇帝让“司礼监秉笔太监”魏忠贤代自己管理政务，魏忠贤在中央制定财税计划，明朝重新向江南收商税。此举虽然遭到东林党和江南人士反对，但是魏忠贤背靠皇帝，强硬推行政策。
事实证明，只要国家富有，各种矛盾都能内部消化。天启这个木匠皇帝虽然被人诟病，但因为江南的商税源源不断，明朝的边防却没出现过问题。辽东的军饷照发，工事照修，金人照打，归根结底就是魏忠贤给皇帝做钱袋子。
除了挣钱，魏忠贤还充当天启的打手，他执掌东厂时期对官员们严加监视，恢复了皇权对清流的压迫力，减轻了文官“清谈误国”的现象。对付东林党时，他以受贿和结党为名把大批东林党言官革职查办，杀了杨链、左光斗、魏大中等“东林六君子”，让朝内没人敢为东南士绅说话。魏忠贤更是派锦衣卫和税监南下江淮，把一些富豪抄家以求杀鸡儆猴，让当地的豪强乖乖交税。
这两棒子打下去，虽然朝内的东林党恨魏忠贤恨得要死，要“食其肉，寝其皮”，但是大明王朝却没有什么危险。在崇祯登基的时候，大明国库有2000万两白银，辽东军饷充足，海内平稳。
四、杀了魏忠贤，东林党肆无忌惮
然而，魏忠贤和他的党羽被称为“阉党”，遭到东林党正人君子的疯狂攻击，但是因为天启皇帝信任魏忠贤，他的地位没有受到任何动摇。奈何天启皇帝是个短命鬼，在天启七年一次游水过程中落水，差点淹死在水里。
被救活后的天启皇帝一病不起，最后23岁就离开人世。他死前传位给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也就是崇祯皇帝。死前的天启皇帝告诉崇祯。魏忠贤忠贞可靠，可堪大用。后来的人都以这句话为理由，判断天启皇帝是个糊涂蛋，被魏忠贤玩弄在鼓掌间，这其实并不符合历史。
天启皇帝其实一直都在参与明朝军事和政策大事，他写下的诏书都在《明史》有记载，对军政都抓得很紧。天启对朝廷上的党争也都看在眼里，东林党也好阉党也好，其实都是为权力而互相攻击，而与阉党弄权相比，东林党爱吵架、爱争胜的习惯对朝政危害极大。天启皇帝就曾亲自批评东林党：
“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，前有旨，不许擅出私揭。昨览报，又见揭帖，显是不遵。全无为国为民，肆行狂噪，嚣讼弗已，是何景象？”
魏忠贤的阉党在中央打压东林党，将言官晾在一边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言论开放，吏治清明，但是却真正放大了皇权。魏忠贤在专权时期，皇帝说一不二，中央命令令行禁止，言官不敢抗辩，天启的权威比万历和崇祯皇帝都要大。
结果崇祯皇帝一上台，仅三个月时间就罢免魏忠贤，扫清阉党，东林党人拍掌称快，一时造成“众正盈朝”的大好局面。但其实此举反映了崇祯帝政治上的短视和极端，让明朝政府再无回旋的余地。
这些读圣贤书、写八股文出身的文官，个个都有道德洁癖，以正人君子自居。他们表面上一切决定都是为国为民，其实这些人精于算计，爱名好利，善于排斥异己，甚至在内部都互相倾轧。东林党人凡是有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，就会上书和皇帝吵架，导致行政效率非常低下。
崇祯皇帝以为自己能控制朝廷百官，但其实他把这些文官想得太简单了。东林集团掌权后叫停了江南的税收，把沉重的税务负担分给农民。然而当时天下大旱，百姓饭都吃不上还要交“三饷”，只能激生民变。
崇祯帝虽然对官员有任免权，不听话的就免掉，但是官员也抱团不跟他合作，最后崇祯皇帝面对全国一盘棋，却落不了一个子。明朝对后金是战是和，对义军是剿是抚都难以决定，他的任何决议都有言官反对。连北京城破前，崇祯迁都南方的救命稻草都被言官否决，最后只能吊死煤山。
没钱打仗，行政效率又低下，崇祯虽然表面是个“励精图治”的好皇帝，明末的情况也好过晋和宋，但是却覆灭得非常迅速。明朝皇帝宠信太监是传统，这是皇权和官僚集团对抗的自然产物，天启和魏忠贤这对搭档一度做得很好。
虽然“阉党”势力是很强大，但是能制约文臣，不让这些君子无法无天，动摇国本。天启安排崇祯重用魏忠贤，确实是人之将死的肺腑之言，但是崇祯却没听，强硬地处死了魏忠贤。
最后在1644年4月21日，李自成兵临城下，崇祯才下令将魏忠贤厚葬，但此时他离自己的死期也不远了。崇祯死时说：“诸臣误我，文臣人人可杀。”但要是他当年懂文官“清谈误国”的道理，不拔掉魏忠贤让东林党无法无天，可能1644年的大明会是另一番景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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