渭河时讯 人物 魏忠贤不死,明朝不亡?天启帝死前遗训不能杀

魏忠贤不死,明朝不亡?天启帝死前遗训不能杀

在中国古代,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很多,但是以明朝的灭亡最为惨烈,也最被后人唏嘘。 明朝先亡于北方流民义军,后…

在中国古代,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很多,但是以明朝的灭亡最为惨烈,也最被后人唏嘘。

明朝先亡于北方流民义军,后来又被满人入主中原。跟偏安的南宋不同,大明在1644年灭亡得非常彻底,几乎没有翻盘希望。

明朝是个人口接近1亿的大帝国,军队几百万,居然就被八旗给各个击破,仅一年时间就改朝换代。史学家从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等等方面分析造成明末困局的原因,在近现代得出了很多不一样的研究结论。

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,崇祯灭掉阉党,诛杀魏忠贤,是明朝最后走向崩溃的最大原因。尤其是杀魏忠贤,显示出了崇祯皇帝政治方面的短视和极端。1644年北京城破前,太监曹化淳就对崇祯说:“忠贤若在,时事必不至此”,崇祯皇帝只能默然,下令厚葬魏忠贤。

魏忠贤是“阉党”首领,在史上留下骂名,难道他真的能把握大明朝命运?若他不死,明朝真的能续命吗?

一、明朝皇帝的心病:江南税收
明清史学界一直有种说法,叫“明朝亡于万历”,这一理论出自《明史》。

《明史》记载:“明之亡,不亡于崇祯之失德,而亡于万历之怠惰。”

根据《明史》记载,这位奇葩皇帝居然几十年不上朝,不理朝政,让宦官专权,导致国家政治不稳定。万历死时,天下的官员居然有一半缺额。而且万历年间明朝发动宁夏、播州、朝鲜三大征,花光了国库的银子,让明朝政府变成穷光蛋。

但是在万历死后,不算短命的光宗、天启皇帝登基后明朝还保持着大局的稳定,朝廷有税收,辽东有军饷。天启年间的明朝局势稳定,跟江南税收的稳定密切相关,可以说整个明朝就仰赖这些钱来养活。

明朝的税收大头来自江南,这是宋朝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必然现象。

在北宋灭亡后,宋人衣冠南渡,大量人口进入江南地区。经过长时间的开发,南宋时的江南已经更成为中国最繁荣的地区,远超传统经济核心中原和关中。

《宋书》:江南之为国盛矣。地广野丰,民勤本业,一岁或稔,则数郡亡饥。丝锦布帛之饶,覆衣天下。

朱元璋在立国时就把首都放在南京,也是为了靠近经济和人口中心,便于稳定统治。明王朝的战略就是坐镇富甲天下的东南,以当地的财富养北方的兵马,对抗北方的“北元”。

永乐帝朱棣把都城迁到了北京,但是赋税依然出自南方,有朝廷派官专门转输钱粮。“南粮北运”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百年,一直维持着明朝的财务支出。但是到了明朝晚期,江南的税却不好收了。

中国明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已经十分繁荣,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,这些产业主要集中在江淮一带。对于当时新兴的工商税,明朝一直在想办法征收,但是明中期以后江南士绅集团百般抗税,想尽办法能不交就不交,连朝廷都拿他们没办法。

二、东林党——江南富豪的代言人
江南地区敢公然抗税,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。在当时的朝堂,江南士绅阶层有了自己的代言人:东林党。

经过明朝200年的发展,南方的商人集团和士人集团互相吸收,形成了一个以商业为核心的新地主阶层,他们广殖产业,积累财富,再通过联姻、考试等办法,连接成一张人际关系网,在明朝官场形成党羽。

明末时期江南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,士绅们多从事高利贷、当铺等金融行业,还控制着纺织、采矿、盐铁茶等等行业,农业那点税收已经不值一提。江南士绅阶层富可敌国,“男女老幼皆拖朱曳紫,乐坊佳人夜夜笙歌”,秦淮河畔的繁荣连西方的传教士都非常惊讶。但就是这帮富得流油的人,却不肯为国家上税,刚开始是逃税,最后则是摆明了不交,士绅联合抗税。

“抗税”这种情况,在明初那种严刑峻法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。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,因为朝内有东林党坐镇,江南的税负开始不断减少,到了万历年间,这些清流言官向皇帝“痛陈利弊”,说收商税矿税“劳民伤财”,让朝廷不再向江南收税。

三、魏忠贤——皇帝的钱袋和打手
江南富甲天下,明朝上下没人不知道,明朝皇帝也不傻,不会轻易被这些所谓“清流”忽悠。万历朝中期,江南田赋已经少得不值一提,所以万历皇帝委派了代表中央权力的“织造太监”,南下监督江南商税征收。

后来天启皇帝登基,这位木匠皇帝也想敲打江南豪强,而魏忠贤就是帮他收税的好手。魏忠贤的对手是东林党人,这群“清流”在万历年间只手遮天,在万历朝末期直接废掉了工商税和海税,让南方富豪光进不出。

天启年间,皇帝让“司礼监秉笔太监”魏忠贤代自己管理政务,魏忠贤在中央制定财税计划,明朝重新向江南收商税。此举虽然遭到东林党和江南人士反对,但是魏忠贤背靠皇帝,强硬推行政策。

事实证明,只要国家富有,各种矛盾都能内部消化。天启这个木匠皇帝虽然被人诟病,但因为江南的商税源源不断,明朝的边防却没出现过问题。辽东的军饷照发,工事照修,金人照打,归根结底就是魏忠贤给皇帝做钱袋子。

除了挣钱,魏忠贤还充当天启的打手,他执掌东厂时期对官员们严加监视,恢复了皇权对清流的压迫力,减轻了文官“清谈误国”的现象。对付东林党时,他以受贿和结党为名把大批东林党言官革职查办,杀了杨链、左光斗、魏大中等“东林六君子”,让朝内没人敢为东南士绅说话。魏忠贤更是派锦衣卫和税监南下江淮,把一些富豪抄家以求杀鸡儆猴,让当地的豪强乖乖交税。

这两棒子打下去,虽然朝内的东林党恨魏忠贤恨得要死,要“食其肉,寝其皮”,但是大明王朝却没有什么危险。在崇祯登基的时候,大明国库有2000万两白银,辽东军饷充足,海内平稳。

四、杀了魏忠贤,东林党肆无忌惮
然而,魏忠贤和他的党羽被称为“阉党”,遭到东林党正人君子的疯狂攻击,但是因为天启皇帝信任魏忠贤,他的地位没有受到任何动摇。奈何天启皇帝是个短命鬼,在天启七年一次游水过程中落水,差点淹死在水里。

被救活后的天启皇帝一病不起,最后23岁就离开人世。他死前传位给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弟弟,也就是崇祯皇帝。死前的天启皇帝告诉崇祯。魏忠贤忠贞可靠,可堪大用。后来的人都以这句话为理由,判断天启皇帝是个糊涂蛋,被魏忠贤玩弄在鼓掌间,这其实并不符合历史。

天启皇帝其实一直都在参与明朝军事和政策大事,他写下的诏书都在《明史》有记载,对军政都抓得很紧。天启对朝廷上的党争也都看在眼里,东林党也好阉党也好,其实都是为权力而互相攻击,而与阉党弄权相比,东林党爱吵架、爱争胜的习惯对朝政危害极大。天启皇帝就曾亲自批评东林党:

“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,前有旨,不许擅出私揭。昨览报,又见揭帖,显是不遵。全无为国为民,肆行狂噪,嚣讼弗已,是何景象?”

魏忠贤的阉党在中央打压东林党,将言官晾在一边,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言论开放,吏治清明,但是却真正放大了皇权。魏忠贤在专权时期,皇帝说一不二,中央命令令行禁止,言官不敢抗辩,天启的权威比万历和崇祯皇帝都要大。

结果崇祯皇帝一上台,仅三个月时间就罢免魏忠贤,扫清阉党,东林党人拍掌称快,一时造成“众正盈朝”的大好局面。但其实此举反映了崇祯帝政治上的短视和极端,让明朝政府再无回旋的余地。

这些读圣贤书、写八股文出身的文官,个个都有道德洁癖,以正人君子自居。他们表面上一切决定都是为国为民,其实这些人精于算计,爱名好利,善于排斥异己,甚至在内部都互相倾轧。东林党人凡是有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,就会上书和皇帝吵架,导致行政效率非常低下。

崇祯皇帝以为自己能控制朝廷百官,但其实他把这些文官想得太简单了。东林集团掌权后叫停了江南的税收,把沉重的税务负担分给农民。然而当时天下大旱,百姓饭都吃不上还要交“三饷”,只能激生民变。

崇祯帝虽然对官员有任免权,不听话的就免掉,但是官员也抱团不跟他合作,最后崇祯皇帝面对全国一盘棋,却落不了一个子。明朝对后金是战是和,对义军是剿是抚都难以决定,他的任何决议都有言官反对。连北京城破前,崇祯迁都南方的救命稻草都被言官否决,最后只能吊死煤山。

没钱打仗,行政效率又低下,崇祯虽然表面是个“励精图治”的好皇帝,明末的情况也好过晋和宋,但是却覆灭得非常迅速。明朝皇帝宠信太监是传统,这是皇权和官僚集团对抗的自然产物,天启和魏忠贤这对搭档一度做得很好。

虽然“阉党”势力是很强大,但是能制约文臣,不让这些君子无法无天,动摇国本。天启安排崇祯重用魏忠贤,确实是人之将死的肺腑之言,但是崇祯却没听,强硬地处死了魏忠贤。

最后在1644年4月21日,李自成兵临城下,崇祯才下令将魏忠贤厚葬,但此时他离自己的死期也不远了。崇祯死时说:“诸臣误我,文臣人人可杀。”但要是他当年懂文官“清谈误国”的道理,不拔掉魏忠贤让东林党无法无天,可能1644年的大明会是另一番景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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